近年来，香港多所大学挺进内地招生，吸引了众多内地最优秀的考生报名，进而引发了“北大、清华已经沦为二流大学”的热议，这个话题不仅引起了大量的考生及其家长以及高校师生的关注，而且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各界进行高等教育大反思的公共话题。北大、清华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力军，又是众多国内高校赶超先进的样板，何以不如香港的大学具有竞争力？笔者以为，大学文科的弱化是其中一个即使不是最重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习苏联模式，将大学专科化。一时间，出现了各种单科性院校，诸如医学院、工学院、政法学院、商学院等；仅剩的几所被称为“大学”的高等学校，也偏向单科，例如北大偏向文理，清华倾斜工科。“文革”中，文科又受到严重摧残，思想禁锢，首先就是禁锢文科。“文革”结束后，高等学校规范化发展的过程中，文科再次遭受猛烈打击。目前，高等学校的一切评价机制，都是按照理工科的标准设置的。因此，根据全国几大高校排名榜，排名靠前的大学绝大部分都是理工科比较强或者干脆就是理工科大学。北大落后清华、复旦落后上海交大，多少都与这个排名办法有关。因此，学校排名要提前，合并一个工学院或者医学院，就成为一条捷径。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全国高校大合并，导致一些超级大学出现，与此不无关系。但是，文科偏弱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甚至有所加强。

　　文科的弱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大学精神的失落。大学需要大楼、设备、经费、论文、项目，但最需要的则是大师；之所以需要大师，不是因为他有知识，而是因为他有思想。正是各种自由的思想构成了大学最独特的文化传统，使大学能够成为社会的良心和我们的精神家园。“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先生语)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这些我国教育领域的名言名句，本身就是深刻的思想结晶。我们的大学经常有一个误解：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所培养的人才应该对口于社会需要。按照这个认识，大学必然沦落为生产实践机构员工的培训机构；按照这个逻辑，文学、历史、艺术、哲学、伦理学、地理就都是多余的。实际上，我们的大学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的大学再也没有产生像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冯友兰、季羡林这样的大师和独立的思想，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丧失了社会批判的能力，不仅没有批判和抵制世俗、媚俗、弄虚作假、急功近利等社会不良风气的能力，而且，还为其推波助澜。这样的大学，也就自然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表明中央已经意识到加强文科建设的迫切性。国内许多高校，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传统理工科大学，也开始重视文科的建设，例如清华、上海交大、华工等，“文化兴校”成为一些高校的重要办学方针，这是我国高校向高水平大学迈进的重要举措。古语说：“文死谏，武死战”。其中尽管有一些封建的东西，但是，它褒扬文人为真理而力争的道理，千古不变。一个大学需要文科，不是为了培养工匠式的劳动者，而是为了缔造光荣的历史，培养优良的学风，守望社会的良知，积累国家的智库，塑造精神的家园。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创造新思想的大学，也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一个一流的大学，固然需要一流的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管理、法科等，但是尤其不能没有一个一流的文科。(葛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