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网友 陈才《经理人》近期发布了《富人理财蓝皮书》，蓝皮书显示，中国百万富翁只有2%主要财富来源是继承家产、2%是如彩票中奖之类的偶然所得，6.9%归结于包括灰色收入的其他所得；31%来自工作所带来的稳定较高的收支结余，46%的为创业期的高成长性资本积累所得，12%是高风险投资所得。(11月7日《东方早报》)

　　蓝皮书透露的一些信息饱含深意，一是构成富人的四种类型中有“资源垄断拥有者”一说，二是财富来源“6.9%归结于包括灰色收入的其他所得”。我不知道前述“资源”包不包括权力资源，但以后者的数据加以印证，应该是包括的。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这些“百万元富人”有多少是靠出卖权力致富的？

　　记得原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江西省出版总社社长许志锐夫妻受贿被捉时，其妻曾抱怨：“我这样已经算少的，比我钱多的人有的是，我只是个小虾米，运气不好才被你们逮到。”这或许是事实。安徽大贪官刘俊卿有13处房产，仅在合肥便有3处，大部分被用来提供给情妇居住。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夫妇二人共受贿1325万，其家庭存款高达3200万……

　　不用一一列举近年来查处的贪官名单，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不少贪官的涉案金额动辄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也时有所闻。这些贪官一旦被查处，自然被千夫所指，不仅名誉上，经济上也将“倾家荡产”。这自然是国家反腐败工作的胜利。然而，这些贪官只要未被射落马，就一定是实质上的富人。这样的“百万富翁”在中国的富人群中占多大比例？

　　领导干部不进入富人群体，既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党的要求。西方有一种理论认为，政治家是不应该占有过多财富的，因为政治家的收益中还包括了地位、名誉和声望等等无形财富，足以填补他们在金钱财富上的损失。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此后又多次发出相关规定，基本上铲除了领导干部“暴富”的土壤。

　　尽管贪官们都有狡兔三窟，“富而不露”，给反腐工作带来难度和挑战，但是，再狡猾的兔子也斗不过猎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反腐的利剑也将永远高悬。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表决通过《反洗钱法》，这部法律中的一些措施将促进领导干部的收入更加透明化，将会让这些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的特殊“富人”无处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