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生活窘迫的湖南籍诗人黄辉，通过媒体宣称想被富婆包养，从而实现自己的写作理想。而近日，曾发表长篇小说《商海迷情》的重庆知名女作家、富婆红艳，在其博客中主动表示，愿意包养黄辉一年。网上怒骂声斥责声铺天盖地，有激进的网友认为，“包养事件对诗歌的意义远胜于赵丽华的诗”。(2月5日《重庆晚报》)

　　其实，如果翻翻外国文学史，才高八斗的大作家与貌美富婆之间发生的浪漫故事，可谓是比比皆是。只不过，一方没有如诗人黄辉这般“赤裸裸”地宣称想被“包养”，而另一方也不会如红艳这般表示愿意“包养”。

　　回头来看落魄诗人，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对其是否声称愿意被“包养”如此愤怒：一是黄辉与中国文学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尚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二是黄辉声称愿被“包养”固然是一种人格的丧失与精神的堕落，但却未必就是中国诗人整体的堕落；三是即使黄辉被“包养”，也不等同于中国文学被“包养”。相信这其中包含的逻辑内涵与外延，每个人还是能分得清的。

　　而那个所谓的作家富婆，只不过是写过小说、有些闲钱的小女人而已，其一厢情愿地表示愿意“包养”黄辉的行为，在我看来，其炒作意义远大于其“包养”之后对于中国文学的扶植意义。

　　两个在各自领域里都堪称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通过“包养”事件一举成就了天下骂名，按照当下文艺圈子里的炒作规律看，也算是迅速踏上了“成名”的捷径。至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能因为迅速被炒起来的“包养”事件而受损吗？我看不会，公众的担心是多余的。

　　萧葱(辽宁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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