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特约评论员：叶祝颐

　　清华大学投放于北京市的招生名额超过江苏等4省的总和，复旦大学在上海市招生占总数的40%，浙江大学在浙江省招生数占总数的70%。 4日，执著多年为教育公平奔走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向记者列举这组数字，疾呼实行名校招生名额分配听证制度，避免全国重点大学变为地方重点大学，确保教育公平。(3月5日长江日报)

　　平心而论，地方对重点大学提供了优越的办学环境与人、财、物的支持，北京作为首都，情况也比较特殊。近水楼台先得月，重点大学招生政策适当向当地倾斜本无可厚非。但是倾斜不能忽视教育公平，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不能把全国性重点大学变成了地方的自留地。洪可柱代表提出名校招生名额听证制度，建议对高考招生人数、分省投放的规模、结构、办法以及监督保证措施进行听证，尽管程序比较多，但体现了教育公平，对于打破重点大学地方化的招生壁垒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期待。

　　其实，这种重点大学本地化的现象并非个别。许多全国综合性大学近几年越来越地方化，它们在办学所在地的录取比例居高不下，甚至持续攀升，俨然形成了教育割据的局面。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尽管地方政府与院校实现共建，但是国家的大量稀缺教育资源、教育政策向重点大学倾斜，中央财政拨款占到了重点大学经费投资的大头，全国的纳税人都为这些重点大学做出了贡献，倾注了心血。重点高校应该属于全国人民的公共教育产品，不是地方的私房菜。重点大学招生地方化，就剥夺了不少外地考生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公平机会，这对高等教育资源不丰富省市的考生尤为不公平，加剧了考试竞争的残酷性。而且重点大学创造的高新技术成果大部分只为当地经济服务，对经济欠发达、高教资源稀少地区的发展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一所综合性重点大学，如果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不仅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更是体现出大学的博大胸怀。而单调的生源结构，大部分人来自同一地区，长期发展下去，可能会形成文化、学术“近亲繁殖”的怪圈。教育教学的评价标准也会趋向单一，极大地抑制了人才的自由发展空间。这显然有违综合性大学的办学宗旨。大学的科学技术优势也跳不出狭隘的地域圈子，这对大学自身发展、对全国经济统筹发展，对营造公平的教育环境都没有好处。因此，重点大学应该姓“国”，而不姓“地”。

　　其实，洪可柱并非关注重点大学地方化第一人。不少有识之士都在为此积极进言献策。去年中国政法大学更是先行一步，建立了按各省市的人口比例确定招生指标的制度。虽然该改革措施也存在瑕疵，但在重点大学地方化的大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有专家甚至称之为“打破地域差异的破冰之举”。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热气并没有撼动招生地域差异的坚冰，目前还没有第二所名校跟进。现在洪可柱代表提出实行名校招生名额听证制度，建议对高考招生人数、分省投放的规模、结构、办法以及监督保证措施进行听证，把招生比例分配决定权交给公众。尽管程序比较多，也可能会触犯一些地方、部门的利益，但体现了教育公平，代表了广泛的民意，如果能够付诸实施，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总之，只有相关招生政策作出调整，只有更多的重点大学树立“全国一盘棋”的大教育观，摆脱狭隘地域圈子的意识，才能体现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和谐，才能真正实践“大学之大”的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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