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特约评论员：方渡

　　今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王蒙发表了一篇“崇高”的讲话。他说，借着北京奥运会的东风，借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东风，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文明程度与文明胸怀。发言中闪耀着的理想主义的光辉丝毫不亚于其50年代领袖所说“不是一般的好”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在这篇热情洋溢的发言中，王蒙着重就体育宣传提出具体建议：不再采纳“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的说法，具体比赛固有输赢，但体育比赛的根本精神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双赢、共赢；对一场比赛的输赢的政治意义不要做过分夸张的报道，更不要把比赛与国家间的争执联系到一起；切切不可在赢了以后联系到种族、肤色、眼球颜色、洲籍等国际政治中极其敏感的内容；输得起也赢得起。尤其在输了的情况下，在报道裁判的误判或对方运动员的不良不雅表现时，要掌握分寸；注重表达对比赛对手的尊重和友谊。输了，要大大方方地向对方祝贺；赢了，要诚恳善意地向对方致安慰之意；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要及时掌握自己，突出昂扬乐观健康开阔的精神面貌。王蒙期盼北京奥运会的精神有助于和谐世界的建立。

　　王蒙还真的“来劲”了。虽然是奥运会，但人家拿了金牌喜悦一下你还管啊，什么叫“是的，某某的实力甚好，他本来有条件夺冠，我为他的失误感到惋惜，我们今后会有更多切磋交流的机会。至于夺冠，任何人仅凭运气和他人的失误是得不到金牌的”，这话在气喘吁吁的所有中国运动员嘴巴里蹦达出来，我很难不担心，人家会怀疑中国的机器人制造水平是不是已经能给世界制造了新的威胁？

　　其实，世界顶极的体育比赛和文学奖的评选差不多，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获得胜利的人有时就是凭借运气得到的。运动员几乎从来不为对手的失误感到惋惜。也许作家们是可以西装革履上台领奖，而运动员都是高强度运动以后，心脏还在高速运转呢，你怎么能够要求他怎么说话，他又怎么能够低头哈腰，说出一番得体大方，符合外交部、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风度的话来呢？如果中国的足球队或者本来完全有希望夺冠的什么队伍比赛的结果是惨败，你怎么对他们提出依旧保持笑哈哈的乐观主义精神的要求呢，这还不把观众们气疯啊：瞧，这帮没血性的家伙。即使禁止“国骂”做得很好，也难保他们不在心里偷偷地骂。我想，连外国记者也会把焦点对准我们中华民族难得的“乐观主义精神”的。

　　多年以前，还是这位王蒙，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领军人物，复出文坛后相当引人注目，佳作连连，好评如潮，但是也有不谐和音，那时文学界的左倾还是一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980年，王蒙在《人民文学》杂志第五期发表了《春之声》，随即有评论家表示失望：“作品的思想应该通过形象的传达，越明朗越好，而不是越隐晦越好，”还有的说：“创新是可贵的，但不要脱离群众。”还有的觉得“读王蒙的小说”好像旗手闯进了八卦阵，既没有突破，又令人摸不清去路。”

　　对这样的批评，王蒙回答说：“程咬金还有三板斧，一个作家有板斧、五板斧又有不可？我的口号是‘窝头就蜗牛，再加二两油’”(见《1949--1999文学争鸣档案》南开大学出版社)。是啊，你王蒙在写作上还要有三板斧，一个作家有板斧、五板斧，一个体育代表团的团员，在获得奥运冠军后，说话来以点“百花齐放”，又不搞“百家争鸣”，又有何不可？非得劳驾你在这么重要的大会上，用这么宝贵的10分钟时间，苦口婆心、谆谆教诲我们金牌压力已经大得不得了的运动员怎么说话呢？如果我们的刘翔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冠军以后，记者问他想干什么？他豪情冲天地回答：“回家，窝头就蜗牛，再加二两油。”我觉得我会喜欢这个‘楞头青”似年轻人的。爽得很。

　　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文坛忽然冒出了一个不怎么好好写小说的作家，他就是王朔，他的作品看看标题就让人感冒，什么《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谁比谁傻多少》。作品通篇充满了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嘲弄与颠覆意味，这种对现存制度的调侃以其特有的幽默效果及其对当代青年的思想意识的契合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得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小说展示了极其陈腐极其庸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诱导年轻人，妨碍“五讲四美三热爱”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于是王蒙在《读书》一九九三年一月号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盛赞王朔：“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抢，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儿们他们的朋友，决无任何不敬非礼。”

　　不知王蒙先生撰此文时，坚硬的稀粥还坚硬否？王蒙表面上赞王朔，实际上是赞自己。一些评论者认为，“进退——成规——成矩，从容——若龙——若虎”，只有躲避崇高，善识时务方为俊杰，这就是当代最聪明的中国作家的人生信条。九十年是退守主义哲学全面卷土重来的时代，“聪明”已经进化得无以复加，对行动的怀疑，对言说的怀疑，对大众的怀疑，对自身的怀疑，对选择的怀疑，终于发展成为对崇高的逃避，对痛苦的逃避，对岗位的逃避，对判断的逃避，对追问的逃避。现在，他竟然又要人家向他学说话了。

　　但王蒙秒语连珠：“而且他的语言鲜活上口，绝对地大白话，绝对地没有洋八股党八股与书生气。他的思想感情相当平民化，既不杨子荣也不座山雕，他与他的读者完全拉平，他不但不在读者面前升华，毋宁说，他见了读者有意识地弯下腰或屈腿下蹲，一副与“下层”的人贴得近近的样子。读他的作品你觉得轻松地如同吸一口香烟或者玩一圈麻将牌，没有营养，不十分符合卫生的原则与上级的号召，谈不上感动……但也多少地满足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兴趣，甚至多少尝到了一下触犯规范与调皮的快乐，不再活得那么傻，那么累。”(《躲避崇高》)

　　古罗马的郎吉弩斯说过：“一个琐碎的问题用富丽堂皇的辞藻来装饰，不啻给幼稚的小孩戴上悲剧的面具”。现在王蒙“回到崇高”，回到那种，我知道王蒙的智商在中国作家当中是何等了得啊。我想他该有着自己的微言大义吧？不幸，我看穿了，没有，一点也没有。

　　是啊，多少年来，不少人习惯性陷于思维误区——统一口径。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是预先设计好的；什么地方可以多说，什么地方可以一语带过，什么地方一点都不能说，发言人是木偶了，你也只是一条线而已。你担心运动员不会说话干什么呢？你想给他拟好发言草稿，还不如给他写一本自传，总结一下他的经验，让更多的运动员从中获得体会，反正你写了那么多长长短短的小说，他也没看过；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人家忙乎了多少年啊，现场有机会对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说了，时间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电视台还要插播广告呢)，你让人家“但也多少地满足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兴趣，甚至多少尝到了一下触犯规范与调皮的快乐，不再活得那么傻，那么累”好不好啊？即使人家背熟了你给他写的文绉绉的“答词”，人家记者对这个项目兴趣不大，要是不问呢？

　　如果，王蒙在新时期刚刚“重放的鲜花”时，人家也要他统一口径，不要去写什么意识流小说，行政命令，一意孤行，不承认王蒙所说“我们大概没有想到，完全可能有另外的样子的作家和文学。比如说，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真诚、智慧、觉悟、爱心……)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的作家和作品，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的文学，不写工农兵也不写干部、知识分子，不写革命者也不写反革命，不写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文学，即几乎是不把人物当做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不承载什么有份量的东西的(我曾经称之为‘失重’)文学……”，(见王蒙《躲避崇高》一文》)你王蒙现在还能这样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这样洒脱、著作等身，在国内开国际研讨会，而又这样德高望重、这样佳作连连，这样讨女作家喜欢，这样“怎么没有绯闻呢”？

　　王蒙，你是我尊敬的作家，我收藏着你的几乎所有作品，最近我还买了你的《青春万岁》给我12岁的孩子，我不想让他从小看《哈利波特》长大，我真的想让他“崇高”起来，优雅一点，学会愤怒，学会爱国，学点理想主义。但我很难相信，你会让人家运动员按照你的要求“统一发言”，你是“回到崇高”还是“坚硬的稀粥”？

　　我找不到答案。但我宁愿相信也许你救国救民、教育读者；也许你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发一分光；也许你良苦用心，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做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灵魂的蛀虫)，点燃自己的心，照亮前进道路上的黑暗与荆棘……高出运动员一头，看着获奖运动员拿着奖金一起哈哈大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当然更相信啦，和谐世界总是在努力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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