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特约评论员：邓海建

　　司马辉俊今年才18岁，五一节前，梦想成为专业歌手的他，将自己创作的歌曲《美丽丹阳》的歌词寄给丹阳市有关部门，从去年年底开始，司马辉俊就忙着制作单曲《老外公》和进行网络发行，今年更是退学在家专心圆梦，想成为一名专业歌手。司马辉俊的做法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争议。(5月6日《扬子晚报》)

　　一个18岁的成年人要选择退学完成自己的歌星梦了，于是班主任说其性格古怪、孤僻、人际关系相处有一定问题，于是我们或者以为其大逆不道或者为之杞人忧天，问题是，退学真的意味着人生走上悬崖逼到绝境了吗？退学则等于不能接受良好教育了吗？退学必然带来素质低下了吗？甲骨文软件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在耶鲁大学有一篇被认为史上最牛的演讲：今天我站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一千个毕业生的灿烂未来。我只看到了一千个失败者。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埃里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艾伦，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而你没有……我在想，设若司马辉俊也以自己才情获得的20万真金实银、创作歌曲《老外公》网络点击量过万等事实挪揄他即将离开的教育体制，不知道学校或者班主任又会有怎样的论词——好在他尚且没有——但即便如此，我们却在其个人道路选择上话语暴力而姿态小气。

　　有教无类当然是正确的，但孔子还说过因材施教，这里的教怕不见得就是千人一面的、永远具有普适性的教育体制。逃离既有教育体制的未必都是失败者、厮守在既定教育框架内的也未必都能走向成功。当绝大多数人在传统教育中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宽容特殊个体的另类价值选择呢？在退学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存在很多误读的：一是认为退学是对坏孩子的惩罚、意味着给予其最大的绝望--这恰恰值得我们的退学惩戒机制去人性地反思；二是退学意味着学历断层，而没有学历似乎必将走向生存与发展窘境——这恰恰隐射了我们错位的学历崇孱弱的社会教育功能。在传统教育仍是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唯一公平校准器的时候，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主动退学永远是个体行为，没有被放大被因袭的焦虑，换句话说，更多的学生是没有自主退学的能力或可能的。

　　我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教育和艺术教育如此水火不相融、非得以退学的代价作出哈姆雷特式的选择呢？我们高唱了若干年的素质教育为什么开不了美育之花呢？一个又一个从传统教育中退出来的艺术学生，究竟是他们容不得我们、还是我们的教育维度里根本就没容得下他们呢？从某种意义上说，退学当歌星的模本里也许还真有值得我们警惕的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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