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对于人性，道德上的真正考验，根本性的考验，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需要他怜悯的动物。”7月24日《新快报》就提供了这样一份“考卷”：记者调查揭开广州餐馆水煮活猫制作全过程，尚未断气的家猫被放入沸水中翻煮，广州很多知名酒楼都名列其中。烹猫者说：“越折磨，味道越好。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血液充分被肉质吸收，做出来的猫肉味道好极了。”

　　我一直不明白，在人类的民主自由尚未抵达臻境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地去关心一只猫、一条狗的命运，为什么“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的提法会甚嚣尘上……大约早在19世纪初，英国人提出禁止虐待马、猪、牛、羊等动物的法案而遭遇当时的下议院拒绝、嘲笑，也是因循的这个逻辑。后来看到一句话，终于醍醐灌顶———待兽禽以人道，就断不致待人如禽兽；肯施惠于弱势，就断不致失恩于强势。

　　一只猫能否吃是一个问题，怎么吃猫是另一个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中，关注猫的命运其实并不奢侈，“被活煮的猫”是带有强烈暗示意味的心理隐射：关乎人类对弱势的悲悯、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态的反思、对行为的制衡。昆德拉说得真好，对需要怜悯的动物无限残忍，对同类还会怀有道德慈悲吗？心理学证实：从小习惯虐待动物的，长大后多有攻击性人格出现。于一个社会而言，制度的更迭、社会的推演，每个社会主体都可能遭遇“猫”的境遇，而一旦这个群体习惯于对弱势的虐待和变态行为，并能获得一种异化的心理愉悦，社会的制度救济恐怕最终会被强势者的利益话语所遮蔽。

　　美国KPBI调频节目播音员史蒂文·米德，为了看一只小鸡是否会飞，将其从3楼阳台扔下并做现场报道，导致小鸡的腿、脚受伤，结果被陪审团以“残忍虐待小动物罪”判罚18个月监禁、5000美元罚款；当年还是嘲笑反动物虐待立法的英国，在1822年通过了著名的“马丁法令”———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鲁迅时代，在上海租界，要是倒提鸡鸭，是要被罚款的，理由是虐待动物。鲁迅为此写了《倒提》一文，说洋人对我们固然鄙夷，“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于此种种，无非是笨笨的人类用法律写出的一个个保护弱小的生存寓言，惩戒也好、奖励也罢，都无非是指望能推物及人。

　　更形而下地说，猫也许可以吃，但不能如此残忍地被活煮；就譬如弱势群体的利益可能被侵占，但不能失去最后的救济通道，不能剥夺他们的生存发展权益———这是底线。为反对虐待动物立法，其实是以法律的形式写就了人类生存秩序的寓言：我们必须与其他生命分享我们的地球，我们必须为生存的规则订立一个度。

　　在兔子的神话里老鹰是恶魔，在羊的神话里狼是恶魔，如果被活煮的猫会写寓言，在它们的世界，那些人会不会是它们感到恐怖的恶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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