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委免职通知上说，鉴于在洪洞县“12·5”特大煤矿事故中，临汾市人民政府在安全监管方面负有责任，12月18日，山西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免去李天太同志临汾市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免去其临汾市市长职务。(12月19日人民网)

　　近年来，在山西发生的矿难不断，而因矿难被免职的官员，临汾市市长李天太并不是“第一人”。此前，同样是在临汾，因余家岭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尧都区区长等7名官员被临汾市委常委会决定“免职”或“建议免职”；左云县县长张明生也因矿难被免职。只不过，此次李天太的“级别”较高而已。

　　近年来，矿难之声不绝于耳，根据国家安监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到12月16日，全国发生8起特别重大事故，死亡369人，同比增加1起、106人，其中煤矿发生4起，死亡201人。全国发生重大事故81起，死亡和失踪1193人，其中煤矿26起，死亡和失踪394人。面对这些沉重的数字，以及矿难不断的悲惨现实，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痛心疾首，痛骂与斥责地方官员。但是，痛骂与斥责的效果似乎不太明显，原因就在于，痛骂与斥责过后，地方官员仍“岿然不动”，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地方官员自然难以引以为戒，依然我行我素，导致矿难依旧不断发生。

　　矿难的发生，一方面与黑心矿主的利欲熏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的官员监督不力有关，甚至为矿主提供“官方”保护有关。而对官员的监督不力，处罚不够，是导致官员失职、渎职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足够的惩处措施，一些官员对矿难不是充耳不闻，就是无动于衷。发生矿难后，向群众检讨大概是最严厉的追责了，因此，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负责左云矿难抢险的一位专家曾经分析说，“现在一些官员和矿主在事故发生后选择瞒报，说明瞒报的风险小，成本低，不易暴露，一旦暴露，受到的处置不足以震慑他们。要杜绝矿难瞒报，就要充分加大瞒报的成本，严厉处置瞒报行为。”这种状况同样适用于矿难监管，正是因为官员的“风险小，成本低，不易暴露”和处罚不严，才导致了官员的责任心不够，监管懈怠，甚至成为矿主的保护伞。

　　此次临汾市市长李天太被免职，因矿难免职的官员“级别”又上升了一级，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只要负有领导责任，不管他的职务有多大，级别有多高，他都要为自己的失职或渎职负责。而这也是中央加大矿难查处力度的一个体现。而全国发生这么多矿难，又有多少官员受到这样的追责？而免职只是断了官员的仕途，对官员的惩戒力依然不足，除了免职以外，对造成重大影响的，构成犯罪的，还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让官员感到切肤之痛，也才能对其他官员起到警示作用。如此，提高了官员的责任心，把预防矿难当作自己的政绩来抓，何愁我们的矿难不减少？何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四处奔走呼号，怒骂斥责？ (池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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