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元旦前后，发生了两件和“牺牲”有关的事：一件是冯小刚的贺岁大片《集结号》在全国热映，据冯导自己说，片子的主题是“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永垂不朽的”；另一件，则是洛阳发生了将烈士陵园毁掉改作商业墓地的事。当然，后来洛阳有关方面解释说，毁陵的真实动机是为了重建，陵园主任也因为“急于求成”而被免职。

　　这两件事，有巧合的地方。比如《集结号》中的“九连”，就隶属于“中原野战军”，而原本安息在洛阳烈士陵园中的烈士，也属于“中原野战军”。

　　但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洛阳的陵园主任，放到《集结号》里，编入“九连”，那他会不会也成为一个英雄？

　　我原来准备的答案是“不会”。因为在我看来，英雄总归是有一点不同于常人的地方，至少他不会总想着自己，不会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经济人。但陵园主任恰恰是这样一个理性经济人，即便按照洛阳官方的正式理由，他的“急于求成”，也无非是“为了追求政绩而不惜亵渎英灵”。一个视野超不出个人利害的人，又如何可能成为英雄呢？

　　但看了《集结号》之后，我又改变了答案。因为在这一部电影中，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恰恰在于他们都是些理性经济人。他们走上战场，不见得是因为他们怀揣着什么崇高的理想和使命，也不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任何超越性的价值，而是因为别无选择。甚至谷子地的不撤退，在冯小刚看来也是别无选择，因为撤退就意味着违抗军令，意味着军法处置，即被枪毙。

　　编剧刘恒说得很明白：“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冯小刚说：“作为《夜宴》导演，我本身没有立场，都是剧中人的立场；而作为《集结号》导演，我的立场很鲜明。电影里的人不是自愿成为烈士，在被动情况下，他们把命都搭进去了。”

　　应该说，编剧和导演的这个创作理念，在电影里被表现得非常清楚，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在看完电影之后不无感慨地写到：“这样一来，主人公谷子地与他的战友们已经不再是为理想而战。他们不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不再是为穷苦人不再受苦及当家作主，他们出生入死的行为，不再是任何自愿的牺牲和献身。”

　　牺牲如果仅仅是一种出于无奈的被迫行为，那陵园主任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英雄，他不需要对自己的价值观做任何修改，只需要早生几十年，再加上一些巧合，说不定现在他就恰好躺在洛阳烈士陵园中某座已经被摧毁的墓碑下。

　　只是，如果我们把《集结号》的故事理解为历史的真实的话，那我们就会得出一个荒诞的结论：洛阳毁陵事件，在情理上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既然躺在陵园里的人不过是一些理性经济人而已，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尊重他们呢？难道只许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却不允许我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吗？

　　一部自称是主张“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永垂不朽”的电影，却不合逻辑地为亵渎牺牲者的行为提供了理由，这还不荒诞吗？

　　更糟糕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对历史的解释，那么当我们转回头来面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将只能看到一片灰暗。我们还想不想要一个更好的制度？我们还愿不愿意进入一个更理想的社会？我们还希不希望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就必须要有理想，但既然那些牺牲了的先辈们都不可能有理想，我们又如何可能呢？即使我们真的还有理想，我们的后辈会不会承认我们呢？他们会不会也把我们看成是一群不“被迫”就什么也不愿意做的人？

　　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

　　所幸历史的真实，并不是如《集结号》所表现的那样。因为1948年的解放军，无疑是一支有理想的军队，并且这个理想得到了中国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小米加步枪”最终能够打败“飞机加大炮”，也不能理解农民为什么会用小车“推出”来一个淮海战役的胜利。而有理想的、正义的军队在1949年的最终胜利，让我们在展望未来时，也就不再那么悲观了。洛阳的毁陵行为，也就因此而仍然是不能原谅的！

　　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现在看来，对战争的解读，也是政治的继续——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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