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建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疑问:我们要投资于社会建设，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多年以来财政的钱用来投资、办企业，这个成了习惯了，如果用来解决养老问题、福利问题、贫困群体的生活问题、孩子上学问题，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呢？我这个投资能不能收得回来呢？如果收不回来，GDP是不是就会掉下来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我想我们需要研究一下财政投资的方向是由什么来决定的，财政投资的规律和什么是一致的。我们以往多年的历史证明，财政投资方向和我们生产阶段、社会阶段、产业发展水平、消费结构都有密切的关系，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直接办企业、上项目，效益就一定好。当我们处于解决温饱问题阶段的时候，大体上这个阶段的产业结构是以发展低端制造业为主，解决温饱问题。大家回想一下八十年代前期的时候，吃饭问题、穿衣问题，要买一辆自行车还要排队、排号，相应产业结构就是低端制造业。那么增长方式呢，也是比较粗放的增长方式，那个阶段很难避免出现拼资源、拼人力、高能耗、高污染的状况，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个时候的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于经济，也就是说财政的钱可以直接拿来上项目、办企业。

　　现在我们进入了全面小康阶段，那么全面小康阶段的产业结构，就不再主要是低端制造业了，而是要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服务业等等这样一些产业。经济增长方式也要求是低成本、高收益、高质量的增长，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投资于社会建设、社会福利、社会安全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强社会消费能力，反过来促进就业或者是产业的发展。投资于社会建设，恰恰是全面小康阶段和产业升级的要求、消费结构的要求，是和生产与消费密切相关的一种新的投资方向。那么按照这样的一种投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新的产业结构里，那种带动经济增长的增长点开始发生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利润最丰厚的产业已经不仅仅是低端制造业，甚至某种意义上讲也开始不再是一度利润很丰厚的电子产业等等了。这些年在世界投资市场上，利润最丰厚的产业，是医药、医疗设备等这样一些产业，恰好是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满足人民的健康需求、更高水平的需求相适应的这样一种产业。在我们国家，像东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所谓朝阳产业，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旅游业、文化产业、妇幼保健业、老年服务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点，强调解决不公平问题会不会降低发展活力。一些人担心社会活力会不会降低，确实，我们以往的经济增长，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差距的拉大是相伴随的，这种相伴随的现象并不是说就成为一个因果关系，两个相伴随出现的现象，未必就一定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从理论上证明只有不断地拉大社会差距，经济才能够发展。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发达到一定的程度，都在缩小社会差距，都在解决社会公平，人家的基尼系数比我们低得多，所有的发达国家，目前除了美国之外，基尼系数统统低于0.3。欧洲很多国家，甚至是0.1、0.2。你不能证明人家的经济都垮了啊，没有这样的事情。

　　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并不必然地需要靠拉大收入差距来支撑，这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从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需要来看，我们比较迫切的需要是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增强人民的生活品质，使大多数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可以继续增加社会的认同感，调动大多数人的发展积极性。也就是说，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可以通过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办法激发社会活力，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光靠少部分人带动是不够的，必须让大多数人都成为获益者，都能够从发展中获得好处，这样大多数人才有积极性，才可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这样的任务。(景天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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