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华海药业股东大会在浙江临海市召开，两大股东爆发正面冲突，将近期的富豪之争推向高潮。股东大会上陈保华(董事长)无疑是大赢家，但周明华似乎料到有这样的结局，早已埋下伏笔：揭露陈保华违规买股的事实。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浙江省证监局将直接过问华海药业董事长违规买股事件，由此看来，两大富豪之争不会因周明华的提案被否而草草收场(《每日经济新闻》4月15日)。

　　对此，可以说如果华海药业董事长违规买股行为的确属实，那只要监管机关进行必要的调查，那对相关的行为是否存在、乃至确认，可以说与其它一些证券案件的查处取证难度相比，显然应该不会有什么难度。

　　不过在此想说的是，与国外一些发达资本市场的证券案件调查程序相比，由于国内相关法规规定，在对证券案件查处中，取证责任属于监管机关一方。而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交易活动中，由于一些违规行为(例如内幕交易)往往具有高度的隐密性，所以事实上，即使监管机关认为有些交易行为有着明显的违规嫌疑，然最后则因苦于不能取证或取证难度，而不得不作出放弃查处的选择。而这，也许可能就是国内股票市场内幕交易与股价操纵等违规行为，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可与此相比，即便是在刑事活动中实行“无罪推定”的美国，在股票市场却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原则，即只要美国证交会认为某项交易存在违规嫌疑，那当事人就有法定义务就自已的交易行为举证，并作出具备足够可信度与合理性的解释，否则，监管机关就可按法定程序作出违规认定(推定)，并予以处罚。对此也许人们不得不承认，可能正因为有这样严格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相对国内的股票市场，美国的证券市场交易行为要远比国内规范。就此而言，如果国内市场也能对此举证责任规定予以一定的借鉴，想应该同样能对相关案件查处，以及市场交易的规范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其实从市场制度有效性讲，应该可以说，只有当某种制度在市场产生相应的正向预期时，如此的制度才可以说具备了一定有效性。对此就拿现行的证券案件查处规定来说，不妨可以设想，倘若这样的规定在市场被认为大多的违规行为不会被发现、乃至查处，或者换句话说，如果违法行为的制度风险成本相当低，那受如此预期的影响，行为人就完全可能会在利益驱使下作出违规的选择。否则，就会作出相反的行为选择。所以显而易见，市场本身的规范水平，不仅与交易行为人素质有关，同时与制度本身是否能产生相应的预期，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合规性产生影响，同样也有着此消彼长的密切关系。

　　所以笔者认为，在国内资本市场转型时期，不妨可以对一些已为发达国家市场所证明有效的监管规定，作一点适时适度的借鉴与引进，如此说不定，同样也能对国内市场规范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周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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