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目前尚未完全摆脱贫困，有的村民连吃水难、行路难问题还没有解决。然而，这里的一些乡村热衷于建广场、立雕塑、修花坛、移大树，花费巨额资金“打造”新农村“示范村”，还有的乡村为了应付领导参观修遮羞墙、建仿古门，甚至毁良田、挖果园建新村。(《北京晨报》5月12日)

　　陈一舟：遮羞墙何以成为流行的“政绩魔术”

　　“遮羞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去年，就有媒体报道，甘肃永靖县——这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的部分公路两旁，竖起了长达数公里的鲜亮整洁的高墙，墙面被统一涂成蓝色，并画上了图案，一些墙上还盖上琉璃瓦，煞是好看。墙后，是农民的土坯墙和破旧的院落，两者形成了鲜明了反差。

　　毫无疑问，动用公共资源和行政权力建立起的“遮羞墙”，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检查或者领导考察的，目的不是“遮羞”，而是邀功请赏展示政绩。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此竖“华丽高墙”遮掩贫困现状的做法，手段不仅不高明，还很拙劣和欲盖弥彰、破绽百出，但为什么还是“遮住”了上级公权力的眼睛了呢？

　　我想，答案只能有两个。其一，下基层检查或考察的上层领导，一路走马观花，工作停留在“观赏”的表层，走了形式主义路线。否则，领导只要停下车，往那墙后面望一眼，走进老百姓家里实地看一看，听一听民情，“遮羞墙”就什么也遮不住；其二，是心甘情愿接受蒙蔽的。所谓的“遮羞墙”，其实是一种上级与下级公权力之间互相心照不宣的“产物”，所要维护的也是共同的政绩利益，故而，下级做得大胆，上级看着“放心”，都各自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之所以热衷于搞这种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除了权力心态的异化和强烈的政绩冲动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此类“遮羞墙”建设不但事前缺乏有效的监督，事发之后也没有相应的问责和惩处。被媒体曝光之后，顶多是拆除了事，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这在无形中也为“后来者”的效仿行为埋下了伏笔。

　　如此种种，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遮羞墙”成为权力虚荣下的一个“传统保留节目”，成为一种流行的“政绩魔术”——只要时机合适，就会有当权者拿出来进行笨拙的表演。这样的掩耳盗铃的障眼法，其实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作为一场闹剧被戳穿的结局——因为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面对“遮羞墙”，仅仅是老百姓和媒体具有洞穿力是远远不够的，上层的公权力也理应拥有基本的辨别力，发现一起严惩一起，看看谁再敢“以身试法”。这样专为权力逢迎而生的“遮羞墙”之类“形象道具”，只有权力能治。

　　欧木华：遮羞墙为何能蒙蔽参观者的眼睛？

　　从照片上来看，遮羞墙并不是封闭的，稍微多走几步，就能发现墙后的贫困真相，为何一堵小小的墙就能蒙蔽住参观者的眼睛？一方面是这些热衷于搞示范村的贫困地区，上级检查者往往不愿深入调查，而仅仅只是着眼于表象，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另一方面，是上下级都在装糊涂，彼此心照不宣，只要照片能照得好看，有宣传价值，能"彰显"政绩，彼此皆大欢喜即可。至于摆脱贫困的问题实质，则被抛在了一边，被遮羞墙给屏蔽了。

　　这样的自欺欺人的示范村，不过是一种劳民伤财的泡沫工程，它给"给当地政府和农民带来沉重负担，有的乡村背上了新债务"，要住进示范村，一些农民就得贷款建房，一些良田和果园就得被侵占，这样下去，最终承担代价的，只有是最底层的农民，这样的政绩工程，不仅不会惠及农民，反而只会让农民越来越穷，俗话说"穷折腾"、"折腾穷"，这话是对大建遮羞墙的示范村的最好诠释。

　　遮羞墙遮的是农民的生活贫困真相，给参观者带来一种虚伪的"新农村"景象，有了这堵墙，下级"高兴"，上级"满意"，这堵墙有无穷的魔力，如同魔术一般，可以瞬间让一个落后的贫困农村立刻变成了"示范村"，真可谓是发展"政绩"的一条捷径。小小的遮羞墙后面，反映出的是一些地方的管理部门，不愿意脚踏实地地搞脱贫，而热衷于急功近利，热衷于"造假"之"羞"。

　　贫困不是一种耻辱，而造假却是可耻的，不顾农民生活艰辛地"造假"以博得政绩上的"面子"，无异于"犯罪"，这些地方的某些部门，显然存在着理念上的错位：贫困会导致政绩低下，但造假却能让政绩提升，这样的黑白颠倒的政绩理念，更是值得我们反思并予以鞭挞的。王军荣：“遮羞墙”是向权力献媚的“表演产物”

　　“遮羞墙”不是新鲜事物。甘肃永靖县早就“创意”在先。这个县部分公路两边，竖起9处鲜亮整洁的高墙，总长度两公里多。2米多高的墙后，却是农民的土坯墙和破旧的院落。

　　“遮羞墙”能否遮住农民的“贫困”？聪明的村干部不会不知道答案，但他们还是动用有限的公共资金建起 “遮羞墙”，因为他们深知道，外表的光鲜能够挡住上级领导的视线。

　　“遮羞墙”的功用非常明显，那是为上级领导参观、视察服务的。可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脱贫致富。“遮羞墙”不仅无助于致富，反而使农民更加走向贫困。因此，他们会“很难过”，可农民们的“难过”根本没有作用。

　　为何一再出现“遮羞墙”？这只能说明“遮羞墙”已经充分发挥了作用。有人已经借助“遮羞墙”，更上一层楼。这或许是“遮羞墙”不断被“学习”、“运用”的最大动力。也许有人会发问，上级领导就这么难发现“遮羞墙”背后的真相？事实上，上级领导确实难以发现。一方面是他们懒得发现真相，只是坐在轿车里呼啸而过的检查，能发现什么问题？另一方面是不愿意揭穿真相。如果揭穿了，那视察背后的种种享受可能就要泡汤了。

　　“遮羞墙”，是下级向上级献媚的载体，是一种向权力献媚的“表演产物”。没有这个“表演产物”，上级不能说下级有政绩，不能创造出理由提拔下级。那是心照不宣的必须有的东东。

　　基层干部为何热衷于建造“遮羞墙”？其一，是取得政绩秀的最迅速的台阶；那些都有是贫困县。如甘肃永靖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贫困面10%，个别乡镇的贫困面更是达到70%以上。要想使其脱贫，谈何容易？况且许多青壮年多已外出打工，剩余的老弱病残怎么能够脱贫困？其二，容易获得上级领导的好感。领导反正就是看“秀”的，没有政绩秀出来，让他们看什么？其三，即便是被发现了，也不会受到惩罚。

　　领导干部的权力是老百姓给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领导的权力不需要献媚。对于干部的考核，不是看他是否会献媚，而是看他是否为老百姓做了哪些事。然而，权力要想不被献媚，谈何容易？

　　权力已经产生了种种的附属物，“遮羞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罢了。要想灭绝，先规范领导的权力，先透明领导的权力。

　　徐林林：“遮羞墙”背后的制度积弊

　　其实，陇县老百姓并不富裕，有些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之一。面对如此严峻的县情，按说，政府官员理当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才是。谁会料到，他们竟会以“创卫”为由，用一堵墙来掩人耳目，严防脏乱差败象“走光”。

　　类似新闻还有不少。比如，银川西夏区兴盈村，为了遮掩垃圾沿路堆放问题，连夜砌筑“卫生墙”，以迎接“创卫”检查。(宁夏网2007年5月15日)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农镇新立村村委会，在公路沿线大建“景观墙”，以遮挡不堪入目的贫困现状，并强令村民埋单。(《北京青年报》2007年7月7日)

　　一些地方的主政者为何对这种劳民伤财、粉饰太平的“遮羞工程”津津乐道？关键在于这类工程动手不难，且能立见成效。而彻底改变某一区域贫穷落后的面貌，则需要地方官员埋头苦干若干年。甚至靠一两届政府的全力打拼，也未必能见到令人为之喝彩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为官之人由于按捺不住政绩冲动，于是便挖空心思，用修墙之类玩艺来遮羞护短，打造抓人眼球的“新景象”，为自己的升迁铺就一条“提速”之路。

　　若将这类现象放到当今制度背景下剖析，则不难发现个中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创卫”也好，“建设新农村”也罢，上面制定的考量标准多为“一刀切”，很少考虑县市之间存在的区域化差异，这势必导致一些官员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二是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各类形式主义的评比在政绩评估中所占权重过大，驱使部分官员欺上瞒下，千方百计捞取“省级XX县城”之类荣誉。三是与行政问责不力有很大的关系。谁见过没有经济问题，仅因搞“遮羞工程”而被罢官的人？几乎没有。因此，这类工程哪怕屡被曝光，却一直难以绝迹。

　　可以肯定，倘若相关制度再如此僵化、疲软下去，说不定过些日子，还会冒出比“遮羞墙”更为荒唐的其他“面子工程”来。

　　王文武：“遮羞墙”折射少数官员病态政绩观

　　在2006年全国两会会后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时就强调了两个原则：一是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尊重农民的意愿；二是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把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贯彻始终，并且作为检验的标准。如今，两年多已过，总理的话还萦绕在耳边，可部分地区却屡屡爆出新农村建设问题，令人心寒。咸阳部分乡村为把“有碍观瞻”的东西遮起来，建“遮羞墙”，而在笔者看来，真正“有碍观瞻”的是少数官员的病态政绩观。

　　当前，多数地方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的“杀鸡取卵”现象：逼农“致富”、“大跃进”式大拆大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拔苗助长”等，农民没有选择权，官员重表不重里，对农民的福祉造成侵犯和伤害。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方针，也践踏了以自然村为载体的农村作为“农村”的本质和与城市文明共存又与之不同的“农村文明”。

　　为什么违背农民真实意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政府行为屡有发生？根本原因就是病态的政绩观。笔者参加某省省委组织部巡视员基层乡镇组工建设调研活动时，该巡视员对长期工作在乡镇一线多年的干部表示赞赏，并对中直部门、省直部门的一些公务员“五年升不到处级，心理不平衡”的表征表示十分难过。与此同时，作为公务员干部，其片面的升迁观、病态的政绩观，还导致了他们贪多贪大求快、重宏观轻微观、要速度丢效果等极端行为。当然，这些只是个别现象。但这些个别，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扰乱了人们的常步调，破坏了发展的好环境。咸阳部分乡村“遮羞墙”，是少数官员病态政绩观的一个典型佐证。

　　目前，全国上下都在提高行政效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在党的十七大和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更是提出了政府职能要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更加突出社会转型期的公众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现实诉求。作为代表政府的公务员，如果一味地把政绩、升迁和“为领导服务”作为自己的“公仆”标准，也就失去了为官从政的根本意义，更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公然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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