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木

　　2006年到2007年6月，在深圳房价节节攀升的汹涌浪潮中，他们在房子来回倒卖中与房价一起疯狂，成为房价上涨的幕后主力推手之一。而今，浪潮退去，从去年10月份以来，深圳房价整体下跌超过30%，多数炒房客也成为裸泳者。李金东就是其中一个被深套的典型，如今他成了住每月300元农民房的清贫一族。(《华夏时报》7月6日)

　　在这则新闻后面，“活该，这是炒房的报应”、“出来混，终归是要还的”、“希望炒房者全都破产”，类似的跟帖还有很多，很显然，人们都在为炒房者的破产而欢呼雀跃。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虽然没有炒房者的大量存在，就不会有今天的房价，就不会有普通民众对于高房价的望洋兴叹，但另一方面，在庞大的房地产市场面前，包括炒房者在内的每一个购房者和潜在购房者，都只能算作是一个小小的单元，他们不是在左右房地产市场，而是被后者所左右。也就是说，每一个怀着功利之心、投机动机的炒房者也只不过是在看房地产泡沫的“眼色”行事，见风使舵，他们不过是受到了不健全的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引诱”，最终迈向了难于挽回的深渊。

　　很自然，我联想到了“许霆案”。如果许霆不是受到ATM机的“诱惑”，而是在取出第一笔钱的时候就被提示或制止，他会走入犯罪的深渊吗？我们对许霆的同情，大抵也是发自于此，因为在不断的巨大的“诱惑”面前，人大多都会犯贪得无厌的错误，同情许霆其实意味着同情人性的弱点。

　　炒房者的破产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房地产泡沫接二连三的“引诱”，没有房价在短时间内的突飞猛进，而是房价泡沫在刚刚胀开的时候就被监管有效地制止，炒房者也不至于贪得无厌到购了20套，还想买50套的地步。炒房者的贪欲是他们最终成为清贫一族的内因，而监管机制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缺位和纵容是外因，两者的共同作用才绘就了现如今的“炒房代价图”。特别是在一些城市里，房地产市场被地方政府当作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并寄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城市GDP的重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炒房之风的盛行。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家关于控制房价的三令五申之所以难于取得实效，其实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刻意抵制或变相抵制使然。

　　在充满诱惑的取款机面前，许霆是无辜的，同样，在多方因素鼓吹的房地产泡沫面前，炒房者也是无辜的。我们常说，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这句话虽然片面了一些，有其局限性，但制度对于人的巨大作用却显现无遗。房市里的“许霆案”再一次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在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里，一定要用良好的制度与之相适应，不是在“许霆案”发生后严厉地依法处置许霆，杀一儆百，而是在“许霆案”发生之前就善于在制度和客观方面找原因，积极地引导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不断地遏制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只有这样，房市里才不会再有“许霆案”，社会其它方面也不会发生“许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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