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华

　　根据黔南州委组织部和瓮安县委的任命：庞鸿为瓮安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周胜为政委。两人上任第一天即召开县局党委会，表示将下力气重建队伍，修补警民关系。(据7月6日《新京报》)

　　日前读到一篇评论，评论认为每一个小小的冤屈，都有可能成为一次悲剧或惨案的导火索，就像经济学上的“蝴蝶效应”。这次上海袭警案和翁安事件中就有它的影子。我们的公安机关是为了维护一方社会治安的，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打击坏人，保护好人的，理应得到百姓的尊敬和热爱。但在现实中，由于一些公安民警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甚至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个别警察甚至堕落成黑恶势力保护伞，严重伤害群众的感情，造成了一些地方警民关系紧张，因此，“修补警民关系”不仅是在瓮安，而应该成为各地公安机关重要的一课。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警察在工作中“得罪人”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得罪人”一定要“得罪”得有理，那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在群众的眼里，警察是正义的化身，群众遇到了难题，要热情帮助。社会上出现一些伤害群众的邪恶势力，公安机关就要义不容辞的挺身上前。特别是在处理一些社会治安案件时，更要公正廉洁。但是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一些小的治安案件，民警在处理时往往简单粗暴，有时甚至分不清是非，让本该靠警察伸张正义的人反而受了气、蒙了冤。

　　有些地方公安警察在处理案件时往往喜欢以罚代法，群众发生了纠纷上门，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就是通通罚款。而且热衷于办能从中“分一杯羹”的案子，如查获赌博，卖淫嫖娼等，这样的案件公安调查起来不仅简单，能够进行高额的罚款，而且按照不少地方规定，还能按照罚款额进行“提成”。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其他社会治安案件如偷盗抢劫，欺行霸市，危害乡里却表现冷漠，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样的案件不仅侦破困难，像欺行霸市等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还关系复杂，处理起来不仅无利可图，还容易招来“麻烦”。这样的作风群众最为反感。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滥用公安力量“配合”工作也是危害警民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部门的工作一旦遇到阻力，或推行起来有困难，就把公安机关拉出来“配合”工作，拆迁工作进展不下去，公安部门上前；计划生育有困难，公安部门“配合”；收费收不上来，公安部门“帮助”；甚至一些政府部门讨债有困难，也请公安部门“协助”。按政府部门的“要求”，公安机关往往采用高压手段。这样的行为只能够让群众“口服心不服”，而群众的怨气也随之转嫁到公安部门头上。

　　可以说，长久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落下了许多“警民关系”的课程，这种“课程”的欠缺，不仅给这些公安部门带来不少的负面影响，更给具体工作本身带来了很大阻力。一些地方群众不愿甚至不敢配合公安部门的工作，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动，有意“妖魔化”警察，使得警察的处境更加尴尬。因此，现在各地公安部门有必要对“警民关系”这一课进行“恶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社会、向群众证明自己，我们的各级公安机关不仅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坚强力量，而且永远是群众值得信赖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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