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平乐县一辆载着危重病人的救护车，被特批开上一段尚未正式开通的高速公路。不熟悉路况的司机，一路驾驶一路寻找出口，找到出口后却因收费问题不得不停留7分钟。危重病人被送到医院后，因抢救无效死亡。(见7月7日《南国早报》)

　　举凡看过这篇报道的读者，相信都有一种义愤填膺的感觉，人的生命权毕竟高于一切，桂柳高速公路桂林收费站以规章制度为借口，致使危重病人“卡”在收费站高达20分钟之久，如此坚持原则，是地地道道的伪原则，不讲原则，他们明明知道，耽搁一分一妙意味着什么，可就是不愿开特事特办的口子，如此不近人情，无异于草菅人命，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一点都不奇怪

　　果不其然，由于贻误了最佳抢救时机，这名危重病人被送到医院后，因抢救无效死亡。如此说来，病人之死与收费站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收费站工作人员则坚称他们是在执行制度，怪不得他们。果真是制度杀人吗？我看不见得，都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当危重病人急需抢救时，只要你怀有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即便违规放行了，但在人性与道义上终究是行得通、站得住脚的，同样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何况当时病人家属愿押200元钱作为过路费，相信收费站领导决不会深究此事。

　　由此联想到另一种制度杀人，那就是某些肩负救死扶伤的医院，当一些危重病人送到医院时，白衣天使们也同样口口声声按制度办事，不交钱决不收治病人，每年被“制度”杀死的患者恐怕不在少数。制度杀人悲剧之所以一再上演，除了某些公职人员冷漠无情、不讲职业操守外，与制度的订立与执行不无关系。我们认为，在人命关天的非常时期，适用紧急预案设置的特别程序，即收费站先行放行抢救危重病人的救护车，医院在最短时间内对危重病人积极实施救治，惟有如此，收费站不至于成为“夺命站”，将自己推上被告席，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看来非改不可了。(李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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