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北京市民请求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如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拟可申请法律援助。而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也可申请援助，且不受经济困难的限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7日消息，即将提请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草案)》，目前正通过其门户网站征求市民的意见和建议。(《新京报》7月8日)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共社会对于农民工群体权利的维护关爱意识日益增强。故而，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热火朝天”的景象：媒体监督也好，大众舆论也罢，都纷纷对农民工讨薪施以援手，很多农民工因此维权成功。而正因如此，一旦遭遇讨薪难，一些农民工迫于无奈便行另类之举，或裸体讨薪、或跳楼要挟、或给媒体写信，试图引起公共关注，从而获得多方援助。

　　然而，尽管如此，每到年关岁末，农民工讨薪仍然还是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年年如此，几成社会顽疾。何以如此？在我看来，农民工之所以群体性出现讨薪难，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够了解，自身维权意识淡薄，用工单位不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以致年末被拖欠工资后，没有有效的法律依据，导致讨薪之路十分艰难；二是，个别政府部门在农民工权利保障方面，管理存在一定漏洞，责任出现一定缺位。显而易见，如果这两方面的问题不彻底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现象就无法得到根本遏制。

　　从这个角度看，法律援助农民工讨薪，是破解农民工讨薪难困境的重要“法宝”。一则会弥补农民工讨薪过程中的“法律缺陷”，会让农民工讨薪的方式和途径，都在合法的框架内展开，大大保证维权的成功率和降低维权成本；二则，通过法律制度的跟进，同时也会督促、监督相关公共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能责任，确保农民工维权路径的绿色畅通。

　　我以为，将“农民工讨薪可申请法律援助”纳入法律条例明确规定施行的范畴，具有典型的标本示范意义，这不仅是广大农民工的福音，也是公共社会的幸事。由此，昭示着公共管理和法律制度的责任担当——我们有理由期待，这种责任担当逐渐会“普及”到更多、更广的民权民生领域；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制度和管理双重跟进的责任阳光之下，任何侵犯民生权利、任何无视民生疾苦的“霸王”或“懒汉”，都会变成一捅就破的“纸老虎”。(陈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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