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收受“红包”问题由来已久，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红包”性质认定上还缺乏一个明晰的标准。领导干部能不能收“红包”和对收受“红包”的监督管理还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

　　广东省积极推进全省国有企业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确保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去年以来,广东省共出台国资监管制度25项,推进了国资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作；有308名国企领导人员主动上交“红包”151.22万元。(7月13日南方日报)这一数据看似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其实仍然是一笔糊涂帐。我并不是妄自揣测，领导干部的“红包”的来源不外乎“节日红包”、“人情红包”、“奖励红包”、“庆典红包”、“慰问红包”等诸多种。身为领导干部一年之中要遇到多少次收“红包”的机会？总量会有多少？难道308名国企领导人员上交“红包”151.22万元就是“清仓上缴”了？笔者并不做这个乐观估计，广大群众估计也不会这么乐观推断。

　　“红包”问题之所以被广大群众所诟病，而又长期得不到很好纠治，根源在于反腐机关对“红包”性质的界定上是一笔糊涂帐。有些“红包”赠送和行贿性质说不清，是正常人情往来还是别有用心的行贿有时也不好说清。亲朋好友之间的人情往来，那些数额又不太大，过年过节、生病住院、婚丧嫁娶等人情活动中不带有明确目的的“红包”确实让反腐部门头疼无比；那些以发奖金、激励积极性为目的的“红包”有没有必要纳入审计监督范围，而这些名目繁多的奖励“红包”也确实是腐败之源，这都是不得不解决的棘手问题。

　　归根结底，什么样的“红包”不能收，什么样的“红包”可以收，超过多大数额的就不能收，至今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还是“空白”，一些文件对此也语焉不详，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查处打击腐败“红包”的力度。一些领导干部也乐于钻“红包”的“空子”，往往装糊涂。上级查处的严就“吐”出一些，上级不严查他们还照收不误。因而，“红包”问题总是屡禁不止、禁而不止。

　　要想彻底解决领导干部收受“红包”问题，一是必须明确界定“红包”性质，宁严勿宽。除少数企业的“奖励红包”外，其他人情红包、节日红包、庆典红包等等一概纳入违纪甚至犯罪范畴。让那些想通过收受红包发不义之财的领导干部收“红包”时如收“烫手的山芋”和“定时炸弹”，才可能最大限度打消他们收“红包”的念头。二是严格报告和备案制度。即使对那些因为劳动贡献而奖励的“红包”，也要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并备案，避免私分国家资产式的腐败发生。三是彻底解决“小金库”的问题。据权威调查，凡是用作“红包”的资金除少数个体户和私企外，绝大多数来自于单位的“小金库”。因此，就像广东省那样，今年将重点针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红包”腐败问题。

　　只要真正将“红包”这笔糊涂帐厘清了、理顺了，领导干部收受“红包”问题并不难解决。(毕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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