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龙

　　北京奥运会开赛在即，各代表团均已进入临战状态，在最后时刻伊拉克与国际奥委会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终于获取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对于伊拉克来说，虽然经过血与火洗礼后幸存的7名运动员中只有两人参赛，却说明他们“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唯一途径”没有被隔绝。至此，伊拉克运动员重返“国际舞台”已经超越了体育竞赛本质，更具有精神层次的象征意义。

　　许多人都寄予伊拉克运动员深深同情，人们当然能理解这些曾在独裁统治下受尽残酷迫害，在枪林弹雨中得以幸存的运动员，而由于伊拉克政府对本国的体育运动进行政治干涉，国际奥委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28条规定发布禁令，几乎使他们一切的努力化为乌有。据称，伊拉克运动员痛哭流涕，因为在他们看来，错过一次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不但意味着将失去运动员的存在价值，丧失的也是民族尊严。

　　毫无疑问，伊拉克力争奥运会参赛资格展现了不畏艰难精神，其韧性如一部奥林匹克运动史，无论历经多少磨难，终究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体现。哪怕像柏林奥运会沦为希特勒证明雅利安人种优越理论的工具，也没有阻挡奥林匹克精神的接力。由此不难看出，奥运之火之所以生生不息，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向往奥林匹克精神中所蕴含的“公正、平等、正义”，在伊拉克努力参与北京奥运会的问题上，运动员和国际奥委会所秉持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对内保守和对外张力特征，人们对探索宇宙充满兴趣，对地球内部的结构却知之甚少。引申到民族文化层面，各种群体矛盾和文明冲突使人类社会饱受沧桑，争斗的战火甚至摧毁过已有的辉煌。正是这样，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才铸就了奥林匹克精神，其核心价值也得到了人类社会的广泛认同。所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曾说“参与比取胜更重要”，因为有参与就有了解，有了解才会建立友谊，进而使人类摆脱固有的偏见，在不同文化的展示中消弭矛盾与冲突。

　　当然，奥林匹克运动如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有文化形式，还需要经验积累、内质更新，至少目前与顾拜旦提出的“国际体系”尚有差距。其一，完全独立于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因素之外仅是种美好理想，而越是强调“去政治化”，越是表明政治影响不可消除。比如当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互相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和洛杉矶奥运会，政治气氛浓烈到了饱和程度，一度严重影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其二，现代奥运会虽然提倡“大众参与”，截至目前却只在16个国家进行“巡演”，其中除墨西哥外都是工业强国，“富国奢侈品”的标签日益明显。事实上，相对于地球上少数发达国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贫穷落后地区更需要奥运会。以伊拉克为例，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不但亟需和平、友谊，更需要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不能进一步走向平民化，奥林匹克的光辉不能惠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谓的“精神”就等于没有找到恰当的载体。

　　世界上有许多怪现象常常并行不悖，在极力强调“超越所有政治、信仰和种族的差异，以相互理解的精神进行比赛”的语境下，莫斯科和洛杉矶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冷战奥运”版本。在“去政治化”呼声最强烈的时候，汉城奥运会又不失时机把奥运会推向了另一个巅峰：当时的韩国军政府为了维护独裁统治，迫切需要营造良好的国际空间，他们不惜举倾国之力打造展示自我形象的平台，对外奴颜婢膝、宽容忍让，对内横征暴敛、残酷镇压，最终惹得天怒人怨。尽管独裁统治集团在奥运会前急速谢幕，韩国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腾飞，但也应该看到，类似政治图谋和炫富心理在今天“申奥”中仍有明显发展趋势，而这同样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践踏。

　　实事求是地说，站在对历史认知的角度审视，当年美、苏、韩当局的行为固然极端，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如此“器重”奥运会，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也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他们好比一只漂亮而贪婪的灰喜鹊，吞下的虽然是丰硕的果实，播下的却是种子。周而复始，使奥林匹克精神在艰难中逐渐发扬光大，以致发展到每逢奥运会期间，赛场内是运动员之间的体力和技能竞争，赛场外是不同观念不同形式的博弈，这种现象已形成了独有的景观，在任何一个城市在举办奥运会的同时，全世界似乎都在参与一次无形的大奥运。

　　萨马兰奇先生说：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运动文化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此次伊拉克的不懈努力使其精神发挥到了极处，未进赛场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喝彩。其实，奥运会的价值正是体现在这种宽泛中，既是体育竞技又是文化融合，既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又是意识形态的交流。在这样的前提下，也许人类文化形式都会和运动员一样面临优胜劣汰的考验，而终极胜利者却永远是推进人类文明的奥林匹克精神。